影視作品著作權包括哪些內容。什么是影視作品著作權。

　　我國現行有關法律法規中并沒有引入影視作品這個名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使用的是“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式創作的作品”的表述�！吨�作權法實施條例》中明確規定，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是指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并且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作品”。在《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中表述為“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表現的作品”，而在《世界版權公約》、《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中則直接引用了“電影作品”的概念。在我國，影視作品主要包括電影作品、電視劇作品等具體形式。

一、 影視作品著作權的產生

　　關于作品著作權的產生方式，有自動產生、加注版權標記和登記注冊三種不同規則。根據《伯爾尼公約》和大多數國家的法律規定，著作權都是基于作品的創作而產生，屬于自動產生。同時，《世界版權公約》和美國等少數國家則采用加注版權標記才能獲得著作權的規則。我國作為《伯爾尼公約》的成員國，采取了著作權自動產生的原則。

　　然而，具體到影視作品而言，由于其制作方式和傳播途徑不同于一般的作品，其著作權的產生可謂“一波三折”。在我國，對于影視作品的制作和發行，歷來實行嚴格的行政審批或行政許可制度�！峨娪肮芾項l例》第五條明確規定，“國家對電影攝制、進口、出口、發行、放映和電影片公映實行許可制度。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電影片的攝制、進口、發行、放映活動，不得進口、出口、發行、放映未取得許可證的電影片。”攝制影視作品的主體準入方面，申請設立電影制片單位，需要進行審批，取得《攝制電影片許可證》，電影制片單位以外的單位攝制電影片，須經審批并領取一次性《攝制電影片許可證(單片)》。在影視作品制作階段，電影劇本要報電影審查機構備案，電視劇的選題也要先進行審批。在傳播階段，影視作品經主管部門審查通過后，電影由廣電總局核發《電影片公映許可證》，電視劇由審查機構核發《電視劇發行許可證》。此外，對于引進境外的影視作品在我國境內傳播，必須辦理進口審批手續，取得相關許可證。因此，只有取得了主管部門頒發的許可證的影視作品，才可以在我國進行合法傳播。

　　我國《著作權法》第四條規定，“依法禁止出版、傳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護。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不得違法憲法和法律，不得損害公共利益。”2010年4月1日最新修改頒布時，將第四條修改為，“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不得損害公共利益。國家對作品的出版、傳播依法進行監督管理。”然而，對于未取得行政許可的影視作品，是否應當給予保護，并無明確的法律規定，而在司法實踐中的認定和法律實務界的意見也并不統一。比如，在中凱公司訴飛躍無限網吧侵犯電影《生死拳》著作財產權一案中，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飛躍無限網吧構成對中凱公司享有的電影《生死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犯，并酌情判令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5000元。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二審中維持了原審判決。有人認為，對于此類案件，法院應當支持權利人關于經濟賠償的請求。因為考慮到被告獲得的經濟利益是以侵犯原告的著作財產權為代價，因此將被告獲得的經濟利益判賠給原告比較公平。但是，也有人有不同意見。其觀點認為，根據《電影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取得國家相關部門的批準是影視作品權利人行使權利的前提，在未取得相關行政許可的情況下，是無權行使著作權的。對于未取得行政許可的影視作品，法院不應當草率的判令被告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二、 影視作品著作權的歸屬

　　一般情況下，作者擁有其創作作品的著作權。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由于作品產生的方式比較特別，或者屬于特殊作品種類，著作權的歸屬則有特別規定。影視作品即屬于特殊的作品種類，其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

　　(一)影視作品著作權的特殊性

　　影視作品從性質方面來說，兼有演繹作品和合作作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拍攝影視作品時，往往需要先將小說或戲劇改編成劇本，再根據劇本拍攝影視作品。因此，影視作品實際上是小說或戲劇的“演繹作品”。另一方面，在影視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凝聚了導演、編劇、攝影師、作詞家、作曲家等眾多創作者的智力勞動。因此，影視作品亦具有“合作作品”的特點。

　　一般來說，作品的著作權屬于創作作品的作者所有。但是，由于影視作品一般都包含演繹作品的特征，并且是由集體創作完成，包含制片者的巨額投資、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以及演員等眾人的參與，作者比較難以界定。

　　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規定，“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但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權，并有權按照與制片者簽訂的合同獲得報酬。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中的劇本、音樂等可以單獨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權單獨行使其著作權。”即：影視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但構成影視作品的可以單獨使用的劇本、音樂等作品，其著作權仍歸各個作者各自行使。

　　(二)影視作品的著作權與署名

　　由于影視作品的拍攝需要大量資金，并且具有高風險性，因此，出于對降低投資風險的考慮，一部影視作品一般都會由多家單位共同攝制和出品。此外，我國行政主管部門對于攝制影視作品的主體有著嚴格的準入制度。比如，只有取得《攝制電影許可證》的電影制片單位才能夠從事電影拍攝活動;拍攝電視劇的單位，必須取得國家廣電總局相關部門頒發的《電視劇制作許可證》，才能夠從事電視劇拍攝活動。因此，存在這種情形：某些單位事實上參與了影視作品的攝制投資，但是由于未取得相關資質，無法在影視作品上以“攝制單位”或“出品單位”的名義署名，但是根據攝制合同，應當享有影視作品相應的著作權。這種影視作品上署名的作者與按照合同約定的實際著作權人不一致的情形，在影視作品領域并不鮮見。

　　對于《著作權法》規定的“制片者”，我國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司法解釋中都沒有明確的界定。因此，對于具體影視作品權利人的認定，不同的法院也千差萬別。在北京法院審理的廣東夢通文化公司訴百度公司侵犯電視劇《貞觀長歌》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中，該劇的制作和發行許可證上載明的制作單位是峨眉制片廠，合作單位是錦繡河山公司;但音像制品署名的出品單位有四家，除了前述兩家外，還有影視文藝中心影視部和中外名人文化產業集團。一審法院根據該劇的攝制和發行許可證認定該劇的原始著作權人是峨眉制片廠和錦繡河山公司。但是，二審法院卻持相反觀點，認為許可證記載的是行政機關的管理行為，而影視作品在實際制作和發行過程中，不排除有其他主體參與制作并通過約定事實上形成新的權利義務關系，故兩證不足以否定劇中署名，因此判定權利人歸署名的四家單位共有。而在武漢中院審理的中凱公司訴網通荊州分公司、網通湖北省分公司侵犯《亮劍》電視劇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中，武漢中院認為，廣電行政部門審批確定的“制作單位”與影片中署名的“攝制單位”不是同一概念。“攝制單位”是從事攝影、攝像及圖像處理技術工作，不是作者。且經行政審查的發行許可證合法有效，可以成為對抗片中署名的相反證據。音像制品上超出行政許可署名屬于違法署名，不予認定，著作權人以發行許可證記載為準。

　　由于我國著作權相關法律體系中，沒有統一規范作者的署名標準和要求，這也是造成影視作品署名混亂和署名權糾紛不斷的主要原因。影視作品中對制作人的署名方式就有“制作”、“出品”、“聯合出品”、“出品監制”、“出品公司”、“其他出品公司”、“攝制”、“聯合攝制”、“協助攝制”、“聯合制作”等多種。而且，同一作品的片頭、片尾署名不一致、作品與制品署名不一致等情況非常嚴重。

三、影視作品的傳播及其著作權的行使

　　影院放映、電視臺播放和音像制品出版，是影視作品在傳統領域傳播的三大主要途徑。 電影的發行如同制作一樣，同樣需要取得國務院電影行政主管部門頒發的《電影發行經營許可證》。電影的發行，主要是由電影著作權人委托具有相關資質的電影發行公司或者自行通過電影院線向所屬影院進行發行放映的。從著作權的行使來說，主要使用了電影的放映權。電視臺播放影視作品使用的是影視作品的廣播權，但是權利人在進行轉讓或者許可使用作品時，一般都直接注明“電視播映權”，而不使用法律規定的“廣播權”。這樣以具體的使用方式界定授權范圍，更加明確和確定。音像制品出版使用的是影視作品的復制權和發行權，權利人進行授權時，也會明確將該兩項權利的使用界定在音像制品出版的范圍之內。

　　當然，隨著網絡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影視作品的傳播方式已不再局限于影院放映、電視播映和音像出版，網絡視頻、數字電視、手機等數字終端成為新興的影視作品傳播途徑。通過互聯網絡傳播影視作品，在傳播方式上，除了有直接以網絡內容提供商(ICP)的身份直接提供影視作品之外，還有視頻分享網站、P2P軟件傳播、FTP局域網資源分享等傳播影視作品的方式。而在這后幾種網絡傳播方式中，都是以網絡服務服務商(ISP)提供網絡平臺或技術，并不直接提供影視作品內容，而是由廣大用戶自行上傳、下載包含影視作品在內的各類節目內容，實現資源共享的。這些都屬于我國《著作權法》和《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規定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即：以有線或者無線的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表演或者錄音錄像制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表演或者錄音錄像制品的權利。

四、 網絡環境下侵犯影視作品著作權行為的法律手段

　　互聯網絡的出現和發展，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實現互聯互通和資源共享。從網絡技術的角度來看，基于“上傳”和“下載”的復制以及網絡傳播，成本低廉而高效，不受時間、地域的限制，使得公眾能夠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并且能夠隨時、隨地的傳播作品。然而，在通過互聯網絡實現“資源共享”的同時，常常會有權利人擁有著作權的作品受到非法傳播。

　　在我國，對于影視作品著作權侵權的法律救濟手段可以分為民事救濟、行政救濟和刑事救濟三種方式，這三種手段并不矛盾，可以同時存在。對于影視作品著作權網絡侵權行為，我國初步形成了以著作權法、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和刑法為基本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相關司法解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為補充的法律制度。

　　(一)影視作品侵權民事救濟

　　1、影視作品網絡侵權的歸責原則

　　對于通過視頻分享網站和P2P軟件等以網絡服務提供商的身份傳播影視作品是否構成侵權的認定上，各國普遍適用“避風港”原則和“紅旗”原則。“避風港”原則最早源自于美國1998年的《數字千禧版權法案》，是指發生著作權侵權案件時，當網絡服務提供商只提供空間服務，并不提供實際內容時，如果網絡服務提供商被告知侵權，則有刪除的義務，否則就被視為侵權。“避風港”原則包括兩部分內容，即“通知+刪除”。由于網絡服務提供商沒有能力進行事先審查，一般對侵權內容的存在并不知情。因此，采取“通知+刪除”規則，應該是對網絡服務提供商間接侵權責任的限制。與之相對應的是“紅旗”原則，作為使用“避風港”原則的例外，即當網絡服務提供商通過一些顯而易見的信息可以判斷其所鏈接的作品為盜版內容，有沒有主動斷開鏈接時，不享受“避風港”原則的保護，應當承當相應的侵權責任。

　　我國在2006年頒布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借鑒了這兩個原則，在第二十三條中明確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為服務對象提供搜索或者鏈接服務，在接到權利人的通知書后，根據本條例斷開與侵權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鏈接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明知或者應知所鏈接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侵權的，應當承擔共同侵權責任。”

　　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網絡服務提供商“明知或應知”、并根據“紅旗”原則判定其承擔侵權的標準卻不盡統一。對于影視作品來說，絕大多數權利人都主張凡是影視作品被網絡視頻分享、或者通過P2P傳播，網絡服務提供商都應當“明知或應知”屬于侵權，但是大多數法院依然以“避風港”原則進行認定。近兩年來，才有部分法院以“影視作品的制作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通常情況下影視作品的相關權利人一般不會將作品在互聯網上免費發布供公眾無償下載或播放”為由，認定網絡服務提供商應當盡到審查義務，屬于“明知或應知”侵權的情形，并判定網絡服務提供商承擔侵權責任。

　　2、影視作品網絡侵權的賠償依據

　　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侵權人應當按照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給予賠償;實際損失難以計算的，可以按照侵權人的違法所得。”同時，《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不能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這是關于法定賠償的規定。

　　然而，影視作品作為具有精神和藝術價值的特殊商品，權利人的實際損失往往是很難量化的;對于侵權人的違法所得，權利人也很難知曉，大多數情況下只有侵權人才清楚，但是侵權行為人是不會主動交待違法所得的。由于權利人往往很難完成關于實際損失或違法所得方面的舉證責任;即使提供了相關證據，法院也可能以種種理由拒絕采納。因此，涉及影視作品著作權侵權的案件，絕大多數都是以法定賠償為標準進行判賠的。但是，影視作品不同于文字、音樂、攝影等其他類型的作品，影視作品是集體創作的成果，需要大量的智力和財力的投入。很多具有極高藝術價值和商業價值的電影作品被盜版所造成權利人的損失和侵權者非法所得往往都會遠遠超過五十萬元。法院對于侵犯電影著作權的行為，對侵權人的判賠金額往往都不夠權利人用來支付維權的成本;對侵權人來說，他們為其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所支付的賠償金，遠遠低于其因侵權行為所代來的收益，因此，根本無法通過民事賠償的方式有效遏制侵權盜版。

　　(二)影視作品著作權侵權行政處罰

　　行政處罰是指權利人主張通過行政手段要求侵權人承擔相應行政責任的法律手段。行政責任是指國家版權行政管理機構依法對版權侵權人所給予的行政處罰。鑒于我國尚處于轉型期，市場經濟還不夠完善，侵權盜版現象十分嚴重的情況下，政府應當在保護著作權方面承擔一定的責任。國務院通過《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賦予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一定范圍內版權行政執法的權力，形成了我國著作權執法實行司法和行政并行的“雙軌制”。

　　根據《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規定，對于“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符合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侵權行為，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有權進行行政查處。2005年4月30日，國家版權局和信息產業部聯合發布了《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簡稱《辦法》)�！掇k法》共19條，其規范的網絡著作權行政保護內容非常具體，明確規定了如何通過行政手段對侵犯著作權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進行救濟。從依法行政、規范網絡版權行政執法的角度看，《辦法》不僅具有很強的實踐性，而且對于適應我國國情和立法特色具有現實意義，它顯示出的較強的針對性和傾向性，也是我國當前維護信息網絡社會作品傳播秩序客觀需求的必然產物。

　　(三)影視作品著作權侵權刑事制裁

　　通過信息網絡侵犯影視作品著作權的行為，除了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外，對于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還應當受到刑事制裁。

　　1994年八屆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最先確立了“侵犯著作權罪”和“銷售侵權復制品罪”;1997年3月修訂通過的新刑法對這兩項罪名重新作了規定。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先后對其中的“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其他嚴重情節”、“違法所得數額巨大”、“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做出了數額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對影視作品版權刑事保護的力度和態度。

　　201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對通過信息網絡侵犯影視作品著作權的行為的定罪處罰標準進行了明確界定。

　　在目前網絡侵權盜版現象十分嚴重、屢禁不止的情況下，通過刑事手段打擊侵犯著作權的違法犯罪活動，是制裁著作權侵權最為嚴厲、力度最大的手段。